第四次工业革命下的教育技术正在加速。工业4.0，是2015年世界经济论坛上提出的概念，主要驱动力是机器人为特色的AI（人工智能）和大数据为特色的IoT（物联网）。
 

到2035年，许多工作机会将消失，随着前工业革命的发展，工业4.0也会创造新的就业机会，但是大多数都是高技术岗位，所以很多人在未来可能会找不到工作。

面对这种急剧的社会变革，教育应该做些什么呢？ 

Ed Tech School（教育技术学校）是工业4.0的教育版本，ICT（信息通信技术）教育在世界范围内迅速传播，这个趋势也正因为疫情的爆发而席卷全球。
 

在日本，文部科学省启动了GIGA（人人享有全球创新门户）学校，为了应对新冠疫情，2020年日本将为所有学生提供1台平板电脑，由大数据提供商支持，从而让每个孩子都能在疫情中继续学业。
 

最近十年，在线教育市场得到了极大的扩展，新冠疫情更是加速了这种趋势，全球教育市场已从2012年的400亿美元激增至2019年的600亿美元，是全球汽车市场的三倍。
 

受困于新冠疫情的肆虐以及政府债务的影响，还有来自IT行业和教育公司的冲击。在发达国家，很多公立学校受到了来自这两个领域的“资本攻势“影响，学校经过讨价还价或被代售，变成了“低廉的私立学校”。

在亚洲发展中国家，甚至一些发达国家的相对贫困地区都会出现此类现象。

这是教育领域“巨头公司”在全球网络下的大生意、大蛋糕。教育公平不可或缺。疫情威胁到了社会平等、公平和教育公平，尤其是因为社会经济条件差距、互联网设施以及家庭条件的不均。这要求我们两手抓，线上教育和线下教育都要努力实现公平。

疫情威胁下，真实学习、社交学习、情感学习都受到了波及。与资本对在线教育的推波助澜相比，作为教育者，我们更应该清醒地意识到，我们真正该做的是，通过课例研究，深入推进再创新；整合高质量教育，对课例研究进行再创新；重点不在于课堂的“计划”及“评估”，而是课堂学习中的 “设计”与“反思”。

那么怎样对探究和协作进行再创新呢？
 

我给大家介绍两位教育哲学家。一位是约瑟夫·施瓦布（Joseph.J.schwab），施瓦布指出，自古希腊以来，教育就分为两种模式：
 

一是为有投票权的公民讲授的“探究型修辞学”，以及给奴隶讲授的“结论型修辞学”。

另一方面，施瓦布提出了“探究型学习”，这是基于他对“学科的两种结构”的阐述，一种是“本质架构”和其涵义，另一种是“句法架构”探究的方式、思考的方式和呈现内容知识的架构。“探究式学习”主要依靠“句法架构”。

另一位哲学家是格雷戈里·贝特森（Gregory Bateson），贝特森指出，学习由两个方面组成：

一是学习一种知识，即“原型学习”或“一型学习”；

另一种是学习如何学习，贝特森将其命名为“再进修”或“二型学习”， “一型学习”是可见的，而“二型学习”是不可见的。

哪种更重要呢？当然是“二型学习” ，因为如果不进行“二型学习” ，那么学习就只是在积累无用信息。

在我的SLC（学习共同体的学校改革）方法论中，我将二型学习称为“真实性学习”。没有协作就不可能进行探究，而思考是可以独立完成的。

另一方面，不进行探究的协作是没有意义的。为了进行探究式学习，倾听、探索式对话、真实性是协同探究的三大基础。

我认为SLC的基础是倾听，倾听别人的想法是学习的开始，甚至也可以说是学习的跳板，因此 SLC本质上是一种“倾听教学法”。

再来看探索式对话，道格拉斯·巴恩斯（Douglas Barnes）是伦敦帝国理工的一位教授，他把课堂交流分为两种对话模式：“表现式对话”及“探索式对话”。

“表现式对话”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