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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20多年前“教育策划”、“学校文化战略策划”、“学校文化设计”的实践运动开展以来，关于学校文化能不能、要不要借助外部力量来建设的争论就从未停歇。不断有专家自以为站在学术乃至道德的制高点上，一波接一波地对设计公司或校外人员参与学校文化设计横加指责。

近读CSSCI来源期刊《南京社会科学》今年第8期《作为复合生态系统的学校文化及其品质提升的实践理路》一文，又看到了这样的观点：“‘近年来，一些学校习惯于借助外部文化公司帮助学校包装外部文化系统’，或习惯将学校文化交托给专家代办，自身却置身事外。不可否认，这对于盲目摸索学校文化建设的学校来说是一剂良方，但这也恰恰‘让渡’了学校自身的主导权，造成了学校文化建设内生机制的缺失，由此建设出来的学校文化只有‘皮相’但无‘肉魂’，品质不高自然在所难免。”

该文还断章取义地引用了我发表在《江苏教育·教育管理》2017年第8期上《学校文化建设误区及其价值澄清》一文中关于学校文化“只能依靠内源性的‘生成’，而不是依靠外源性的‘建成’”的文句加以佐证，而无视我文中提到的主旨性观点：“如今大量成功案例证明，学校文化完全可以通过策划而提升，引入先进的策划理念和模式来更新甚至重塑学校文化，可使学校文化闪耀出更为理性、更趋先进的光芒。”

综观这些对借助外力设计学校文化的非议，我们可以归纳出一些共同的认识偏差：

第一，本本主义。教条地、偏执地从学校文化的内涵和所谓学理出发，认为既然学校文化是学校内部成员创造与积淀下来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那么学校文化就只能由学校主体自身来建设，“外人”不可能、也不应该参与；

第二，本末倒置。想当然地歪曲理解学校（甲方）与设计公司（乙方）的合作机制，认为只要引进了乙方，学校要么就没有了主导权，要么就一定是放任不管（上述引文就是这种观点），颠倒了现实中甲乙方真实的责权关系；

第三，专业偏信。认为既然学校文化是学校成员自己的人生，那么校长及教师就自然地、必然地、无师自通地变成了专家，对自家文化建什么、怎么建，都有着从理论到实践的全面而清晰的认识并执行到位，忽略了很多时候“专业的事还需专业的人来做”这一基本道理；

第四，党同伐异。把教育专家（包括非议者自己）游走于各校收取“指导费”、“咨询费”看作理所当然，而把学校文化专业设计公司通过智力服务向学校收取设计费斥为“商业化”、“斯文扫地”、“违背规律”、“匪夷所思”；

第五，无视事实。虽然经20年努力和积累，已有无数学校借助外脑、外智提升了文化品质，有些还因此成为名闻遐迩的文化建设典范，但反对者却对此选择性“失明”，更无视“学校文化设计”已应市场之运而生，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行业领域，仍一如既往地固守早已被事实粉碎的偏见。

要消除这些傲慢与偏见，除了用事实说话，还需从学理上、道理上建立起自身逻辑。

早先我曾发表观点，说所谓策划、设计学校文化，实际上不是设计文化本身，而是策划设计文化战略，即设计办学理念而非精神文化，设计办学行为、办学制度而非行为文化、制度文化，设计学校的建筑设施、视听景观而非物质文化或环境文化。总之，所谓策划设计学校文化，就是为理想的学校文化形态描绘“效果图”、“路线图”和“施工图”。而这些战略方案要真正成为学校文化，还需由学校主体通过长期的、能动的办学实践，使其逐渐转化为师生共同的信仰，并转化为由这种信仰引领的共同的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

如今，要进一步反击非议，我认为还需对两个根本问题再度进行追问和澄清：

 

第一个问题：学校文化究竟能不能设计？

 

论及学校文化的内涵，绝大多数人都习惯性地表述为是学校“长期形成”的观念和行为。换言之，认为学校文化必须经由积淀、通过总结而形成，是“过去时”或至少是必须建立在传统基础上。——这就难怪许多新建学校的校长都苦于学校“没有”文化、无从建设文化。

不错，学校文化需要积淀，但积淀绝不是学校文化全部的甚至是唯一的源头。如今很多学者都倾向于把“文化”理解为动词而非名词，这实际上就表明，文化不只是“过去时”，也是“进行时”，甚至还是“将来时”，是可以由当下的人们所经历、所预期、所设计、所创造的。

对此，荷兰哲学家皮尔森说得很明白：“文化的一个方面是传统，……然而这种传统是包含在人的活动的变化之中的，是包含在现存文化型式所体现的无数变化和发展的可能性之中的。”他更进一步表述：“文化是人的活动，它从不停止在历史或自然过程所给定的东西上，而是坚持寻求增进、变化和改革。人不是单纯地问事物是怎样的，而是问它应该是怎样的。以这种方式，他能够通过确立超出实际情况的规范（超越性），而突破自然过程中或历史过程中所产生的确定条件（固有性）。”甚至他还确立了文化是“人对周围力量施加影响的方式”的定义，提出了“作为一种规划的文化”的创见，并把“学习”与“创新”当作规划文化的重要支点。

 

皮尔森在此书中具体论述了指向未来、注重规划的文化观。

 

皮尔森的论述至少表明了这几层意思：

文化不只存在于过去，也体现在当下；

文化不只是确定的，也是蕴含各种可能的；

文化不只是实然的，也是应然的；

文化不只是自然形成的，也是规划创新的；

文化不只有规定性，也有超越性。

中国教育学术界泰斗级人物叶澜教授正是从皮尔森面向未来的文化观出发，于1996年发表了《世纪之交学校教育文化使命之思考》一文，开宗明义地提出了“走向21世纪的中国教育必须有超前的文化意识”的命题，旗帜鲜明地表达了“学校文化也应体现指向未来和超越的本质”的观点，并据此阐述了学校文化从产品型、过去时、凝固态转向策略型、未来时、流动态所应体现的主导价值、基本内容与整体原则，从而擘画了新世纪“学校新文化”的全新图景。

2006年，叶澜教授又发表《试论当代中国学校文化建设》一文，重申并深化了前文观点，再次吹响“构建超越现实的新学校文化”的号角。

这些论述都表明，学校文化不但可以设计，而且需要设计，尤其是，学校要实现适应新时期发展所提出的新文化目标，建立真正面向未来的学校文化，就必须且只能通过设计！

 

第二个问题：学校文化究竟能不能由“外人”设计？

 

我们不妨把建设学校新文化比喻为生孩子。我想请问反对借助外力设计学校文化的专家们两个问题：如果你有自己的孩子，那么你关于优孕、优生、优育的知识是完全自创的还是从“外人”处学来的？你的孩子健康孕育和生产的过程是全凭你一己之力还是要依靠专业的医学力量？

其实这些答案都很明确。那么，既然你孩子的诞生需要借助那么多知名的不知名的、有形的无形的外力，你把这些外力的介入当做天经地义，甚至我们在必要时都能接受人工授精等“过分”依赖外力来生“自己”孩子的现实，那么凭什么一所学校的新文化的诞生就不能借助外力，而只能由学校自己去摸索？

如今，致力于“自然—人—社会”整体思维模式的生态理念已被越来越多的学校接受。生态意义上的学校文化，就是校内、校外各种要素交互影响、动态发展所形成的特定价值观体系及其行为和物化形态。简言之，开放性、多元性、交互性已成为学校文化的题中之义，这也就意味着学校文化不只是学校成员内生、封闭、专属的文化，它不但与社会的、时代的、教育的、属地的发展息息相关，还依赖于校内外所有利益相关者的积极参与，自然也包括学校文化专业设计人员。

术业有专攻。随着社会产业的不断重组和市场模式的不断变化，行业分工细化已成为一种趋势。基于本世纪以来各级教育部门和各类学校对学校文化建设重视程度的日益升温，基于学校文化建设本身的丰富性、复杂性、专业性乃至某些领域的技术性，越来越多的办学者意识到，单凭学校内部成员的“自娱自乐”，很多时候是难以规划出适用于未来发展的、高品质的学校文化战略的。于是学校文化专业设计者应运而生，并在强烈市场需求的催生下，逐渐发展为中国特有的学校文化设计行业。

如今，历经政策变动、市场锤炼的筛选而存活下来并愈加职业化和具有战斗力的那些设计机构和人员，正在凭专业智慧协助诸多学校解决办学理念和办学行为提升问题，而学校环境育人功能的有效强化，更是得益于专业设计人员的创意，甚至一些有远见、有使命感的文化设计专家还能以自己的前沿理念引领学校发展，比如他们着眼未来学习方式的变革，正在积极尝试将开放性、共享性、多元化、智能化、人性化等理念融入学校空间设计。

有鉴于此，我曾撰文明确提出、并且现今更加坚定这样的观点：文化育人已不仅是教育者独自承担的使命，也是学校文化设计行业义不容辞的职责。

 

 

当然，要有效而可持续地进行教育领域的学校文化建设与市场领域的学校文化设计的深度合作，至少还需着重于两个方面的努力：

一是坚守学校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地位。学校文化毕竟是学校自己的“孩子”，即便上级部门“行政的力量”、专家学者“学术的力量”、专业公司“社会的力量”十分强大，最终都应汇聚、转化为学校“主体的力量”，打上校本的烙印。任何学校都不能放弃这样的主导权。

二是专业设计人员必须不断提升自身素质。学校对自身文化的“助产士”是有选择权的。设计行业及从业者要想在市场的大浪淘沙之下生存与发展，就必须以不断提升的专业水准和行业标准来界定、鞭策自身的职责，以更过硬、更权威的专业性担当起不可或缺的文化育人神圣使命！

注：学校图片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侵删。